在战国时代确曾独树一帜,与儒墨相抗衡,卫道之庄周,宗儒之孟轲皆曾加排斥与攻击,大概正因为这种非议的影响,传后世学者望而止步;更加之秦皇焚书,汉武独尊儒家,因而秦汉时即销声匿迹。但这并不等于其学说及影响之亡绝,只不过沉隐民间而已,至东晋而又由张湛作注复行于世(指《列子·杨朱篇》)。张湛《列子序》中说《杨朱篇》为“仅有存者”之一,这不是编造之词。
关于杨朱学说,历来或以其源出《老子》(如《老子》第十三章:“贵以身为天下,若可寄天下。爱以身为天下,若可托天下。”),虽属于道家,但又为庄周所斥,不归入道家;大多以“杨朱”起于老、儒、墨之后,确实是独树一帜,“杨朱”乃自成一家。归纳杨朱言论,其思想中必实为“贵己”,或曰“为我”。后世多斥杨朱之说“自私”、“颓废”、“堕落”,其实杨朱之言,有其时代性质。春秋晚期和战国早、中期,“孔子提倡”以为天下;而诸侯纷争,相互侵略、损以利亡,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轻死,贵公贵仁之说,已成虚伪之谈。杨朱愤世而倡导“贵己”之说,“古之人,损一毫利天下,不与也;悉天下奉一身,不取也。人人不损一毫,人人不利天下,天下治矣。”又说:“善治外者,物未必治;善治内者,物未必乱。以若之治外,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,而未合于人心;以我之治内,可推之于天下。”人人治内贵己,互不侵、损,人人自重自爱,不就各安其所,天下治理了吗?从“贵己”出发,杨朱造构了他的学说:
(一)、论生死、轻富贵:
有生便有死,人人皆如是。生有贤愚、贫贱之异,而死皆归为腐骨,芜舜与桀纣没有不同。 吕氏春秋审为篇载有子华子的一段故事:“韩、魏相与争侵地。子华子见昭厘侯,昭厘侯有忧色。子华子曰:‘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,书之曰:
左手攫之则右手废,右手攫之则左手废,然而攫之必有天下,君将攫之乎,亡其不与?’昭厘侯曰:‘寡人不攫也。’子华子曰:‘甚善!自是观之,两臂重于天下也,身又重于两臂。韩之轻于天下远,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,君固愁身伤生以忧之戚不得也。’”子华子的持论取譬,完全是“天下不若身之贵”的老命题,反对愁身伤生,也是杨朱贵生重己的本义。这无疑是杨朱派的人物,但若细味贵生篇所载的他的一段“全生”的议论,我们即可发现其未严守家法而倾向于庄子。这段有名的议论是:
“全生为上,亏生次之,死次之,迫生为下。……所谓全生者,六欲皆得其宜也。所谓亏生者,六欲分得其宜也。……所谓迫生者,六欲善得其宜也。皆获其所甚恶者,服是也,辱是也,辱莫大于不义,故义不迫生也,而迫生非独不义也,故曰迫生不若死。”“全生”之说,近庄子外、杂篇所讲的道理,且这一人物,亦见于庄子外、杂篇,其学派性是不很明确的。
现在我们再来看詹何。吕氏春秋审为篇载有詹何的一段故事:“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:‘身在江海之上,心居乎魏阙之下,奈何?’詹子曰:‘重生。重生则轻利。’”又执一篇载:“楚王问为国于詹子。詹子对曰:‘何闻为身,不闻为国。’”从其“重生”“为身”看来,他显然是杨朱派的人物;但庄子也载他的话,庄子后学并没有排斥他。
总之,杨朱一派的后学,可以自由来往出入于庄、杨之间,这就是他们的特色。
(二)贵己:
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生命,生难遇而死易及,这短促的一生,应当万分贵重,要乐生,一切以存我为贵,不要使他受到损害,去则不复再来。
为了明白贵生的道理,我们且举三段引文如下:
“圣人深虑天下,莫贵于生。夫耳目鼻口,生之役也;耳虽 欲声,目虽欲色,鼻虽欲芬香,口虽欲滋味,善于生则止;在四官者不欲,利于生者则弗为(‘弗’字衍)。”(贵生)
“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,欲有情,情有节。圣人修节以止欲,故不过行其情也。故耳之欲五声,目之欲五色,口之欲五味,情也。此三者,贵、贱、愚、智、贤、不肖欲之若一,虽神农、黄帝,其与桀、纣同。圣人之所以异者,得其情也。由贵生动,则得其情矣,不由贵生动,则失其情矣,此二者,生死存亡之本也。”(情欲)
“今有声于此,耳听之必慊已,听之,则使人聋,必弗听;有色于此,目视之必慊已,视之,则使人盲,必弗视;有味于此,口食之必慊已,食之,则使人喑,必弗食。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,利于性则取之,害于性则舍之,此全性之道也。”(本生)这样看来,圣人是懂得声色滋味的人,“古人得道者”就在于“声色滋味能久乐之”(情欲)。感官生活的情欲被肯定为人生的最高意义,如果“耳不乐声,目不乐色,口不甘味”,就“与死无择”,丧失“生”的意义了。从这一原则出发,一切有目的的活动是否对己有利乃是评判行为的准则,在这种准则下面,个人主观的利害关系乃是客观价值上的唯一标尺:
“倕,至巧也,人不爱倕之指,而爱己之指,有之利故也;人不爱昆山之玉,江汉之珠,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,有之利故也。今吾生之为我有,而利我亦大矣:论其贵贱,爵为天子,不足以比焉;论其轻重,富有天下,不足以易之;论其安危,一曙失之,终身不复得。”(重己)
因此,客观的事物对于人生是有意义的,但其全部意义仅在于对一己之生命有利,对个人的生命有利,这种利益决定人和事物关系的意义与价值。
物是感官情欲的来源,也是一己利益的来源,它仅是利己的手段,而不包含个人以上的社会的目的,如果拿“物”或“天下”来和人身相比,“论其轻重”,则生与身为重,而物与天下为轻:
“物也者,所以养性也,非所以性养也。今世之人,惑者多以性养物,则不知轻重也。不知轻重,则重者为轻,轻者为重矣。若此,则每动无不败。”(本生)
“身者,所为也,天下者,所以为也;审(所为)所以为,而轻重得矣。”(审为)
因此,“轻物”并不是无条件的把感官情欲加以全部否定,而是有条件的加以适当的节制,“故圣人必先适欲”(重己),在这里,杨朱派的学说不是如孟子说的邪说,也不是一般人说的纵欲主义。
(三)全性保真,不以物累形:
所谓全性,即顺应自然之性,生既有之便当全生,物既养生便当享用之,但不可逆命而羡寿,聚物而累形,只要有“丰屋美服,厚味姣色”满足生命就够了,不要贪得无厌,不要为外物伤生。
所谓保真,就是保持自然所赋予我身之真性,自纵一时,勿失当年之乐;纵心而动,不违自然所好;纵心而游,不逆万物所好;勿矜一时之毁誉,不要死后之馀荣;不羡寿、不羡名、不羡位、不羡货,乃可以不畏鬼、不畏人、不畏威、不畏利,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,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。
“凡生之长也,顺之也,使生不顺者,欲也,故圣人必先适(节)欲。”(重己)
“出则以车,入则以辇,务以自佚,命之曰招蹶之机;肥肉厚酒,务以自强,命之曰烂肠之食;靡曼皓齿,郑、卫之音,务以自乐,命之曰伐性(生)之斧。”(本生)
这二段话都把“欲”与“生”对立起来,并在绝对的意义上否定了“欲”。
“故圣人之制万物也,以全其天也,天全,则神和矣,目明矣,耳聪矣,鼻臭矣,口敏矣,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。若此人者,不言而信,不谋而当,不虑而得,精通乎天地,神覆乎宇宙,其于物无不受也,无不裹也,若天地然,上为天子而不骄,下为匹夫而不惛,此之谓全德之人。”(本生)
“燀热则理塞,理塞则气不达,味众珍则胃充,胃充则中大鞔,中大鞔而气不达,以此长生,可得乎?”(重己)
“俗主亏情,故每动为亡败。耳不可瞻,目不可厌,口不可满,身尽府种,筋骨沉滞,血脉壅塞,九窍寥寥,曲失其宜,虽有彭祖,犹不能为也。”(情欲)
这里所述的“全德”的圣人,已经不是杨朱所讲的“圣人”,而完全似老、庄一派所讲的“真人”,“贵生”已变成“养生”、“长生”。
(四)据说是为我。
关于“杨朱”其人,上述资料有阳生、杨子、杨朱、杨子居、杨子取等称谓,据《古史辨》第四卷下编郑宾于《杨朱传略》考证,断定为“姓杨(或作阳)名朱,字子居(或作子取)”,并断定为秦人。关于杨朱的生卒年代,我以为必晚于墨翟,而前于孟轲,《古史辨》卷四下编门启明《杨朱篇和杨子之比较研究》断定“他生卒年代的约数,当是西纪元前450至前370(即周贞定王十五年至周烈王六年)之间”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