埃德加·斯诺(Edgar Snow，1905.7.11-1972.2.15)，美国著名记者。他于1928年来华，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、通讯员。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，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。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，写了大量通讯报道，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又任《每日先驱报》和美国《星期六晚邮报》驻华战地记者。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，离开中国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曾三次来华访问，并与毛泽东主席见面。

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。遵照其遗愿，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，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。

埃德加·斯诺1928年离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来到中国，在上海任《密勒氏评论报》助理主编，以后又任《芝加哥论坛报》、伦敦《每日先驱报》驻东南亚记者。他踏遍中国大地进行采访报道，“9·18”事变后曾访问东北、上海战线，发表报告通讯集《远东战线》。在上海，他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，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，后来他对萧乾讲，“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”。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，他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。

1932年圣诞节，斯诺与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(Peg snow，即Helen Foster Snow，1907—1997)在东京美国驻日本使馆举行婚礼，后游历日本、东南亚、中国沿海一带。1933年春天在北平安家，住址在东城盔甲厂胡同13号。1934年初，斯诺以美国《纽约日报》驻华记者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，为教书方便，他在海淀镇军机处4号院购买了一处住宅，位置在今日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，坐西朝东，有一个黑色铁栅栏门，这原是一位燕大出身的银行家的房子，中西合壁式，宽敞的院子里种有果树、竹子，还有一座小型游泳池，位置就在今日北大西南门外的海淀路上。因为坐落在海淀台地之上，可以远眺颐和园和西山风景。斯诺和夫人非常喜欢燕京大学的美丽风光，说：“它的一部分占了圆明园的旧址，保持了原来的景色，包括花园一般的校园中心那个可爱的小湖(即未名湖)。”

斯诺热爱中国，热爱海淀。他努力学习中文，还请了一位满族老先生指导，他认为“海淀的居民成分复杂，但他们都操优美的北京话，因此，这里是外国人学讲中国话最理想的地方”。来北平之前，他就接受鲁迅先生的建议，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《活的中国》，想通过小说来向西方揭示中国的现实。到燕大后，他又请在新闻系读书的萧乾和英文系学生杨缤(刚)一起进行编译。他在编者序言中认为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既不是钻象牙之塔，也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，而是同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、同人民为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分不开的。1936年此书出版。

1937年7月7日，七七事变爆发，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。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，大声质问：“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?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?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，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?”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，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，无法正面回答，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。

9月末，斯诺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事件。在报道中，斯诺称赞这场战争是“伟大的表演”，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军事技能，是许多人所没有料想到的。

接着，斯诺沿着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线，横越中国国土，去了汉口、重庆、西安，并再一次去延安，撰写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。在汉口，他为中国工业所遭到的破坏而痛心：“最令人气馁的是中国在各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，那就是没有把工业企业和有技术的工人加以改组和撤退，而在放弃南京、汉口两座战略城市之前，又没有作出巨大的努力使两个城市不致变成敌人的战争基地。日本利用了掠得的资源和工厂，把侵略更深一步向内地推进。”

他惊异地发现：尽管日本人取得了所有重大战役的胜利，但从来没有赢得一项政治决定，从来没有能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。任何甘心承认失败的人，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，人们不承认他的权威。汪精卫叛国投敌，成了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脑，人民就唾弃他，他的影响也就消失了。如果蒋介石投降，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。

他称赞新四军：最大资产，也许就是他的革命传统，那就是有组织方法，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。他夸奖八路军：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，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，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：忍耐、敏捷、勇敢、指挥的天才、不屈不挠以及——也许最重要的——精神的不可战胜。所有这些结论，都显示了斯诺作为一个进步新闻记者敏锐的洞察力。都被收入他在1941年出版的《为亚洲而战》一书中。

斯诺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，爱好和平，主持正义，他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，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。1935年6月，斯诺又被聘为英国《每日先驱报》特派记者，不久即搬回东城盔甲厂13号居住。

当时正是一二·九运动前夕，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，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，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，燕京大学的王汝海(黄华)、陈翰伯，清华大学的姚克广(姚依林)，北京大学的俞启威(黄敬)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。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具体步骤，并把(1935年)12月9日、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、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。游行前夕，斯诺夫妇把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》连夜译成英文，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，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，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。

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，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、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。他给纽约《太阳报》发出了独家通讯，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。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，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·九运动的伟大意义。

北平沦陷后，斯诺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，帮助他们撤离北平死城，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。

1936年6月，在宋庆龄的安排下，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，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。在延安，他曾将亲眼见到的一二·九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同志听。

10月末，斯诺回到北平之后即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，还热情向北大、清华、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。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闻学会、历史学会开会之机，在临湖轩放映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、幻灯片，展示照片，让国统区青年看到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，看到了“红旗下的中国”。

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，斯诺完成了《西行漫记》的写作。10月《红星照耀中国》(《西行漫记》)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，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。1938年2月，中译本又在上海出版，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。

为了取得更详尽的第一手人物资料，斯诺夫人海伦·斯诺于1937年4月冲破国民党宪兵、特务的阻挠，经西安、云阳到延安访问，采访了大量的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，写出了《红区内幕》(《续西行漫记》)、《中共杂记》等书。

1939年，斯诺再赴延安访问。

斯诺1928年初到上海时曾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文名字：施乐，并一直使用。后来，胡愈之先生等翻译《西行漫记》一书时，因不知他还有过这样一个汉文名字，而译作“斯诺”二字，并一直沿用下来。

1972年2月15日，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因患癌症病逝。病重期间，斯诺留下遗嘱：“我爱中国，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……”遵照斯诺的遗嘱，经中国政府同意，1973年10月19日，斯诺一部分骨灰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。墓基座为长方形未经雕磨的青色岩石，上边横卧汉白玉墓碑一方，临时用黑色胶纸贴着楷书：“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·斯诺之墓”。碑前放着毛泽东送的花圈，缎带上写着：“献给埃德加·斯诺先生”，宋庆龄、朱德、周恩来也送了花圈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、李富春、郭沫若、邓颖超、廖承志、康克清以及北大师生代表参加了安葬仪式。洛伊斯携女儿茜安·斯诺出席仪式，她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，说：“我丈夫在他遗言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，并表示了他生前一部分身心常在中国，希望死后也将他的一部分遗体安放在新中国的古老的土地下，安放在中国的新人中间，在这里，对人类的尊重达到了新的高度，在这里，世界的希望发射着新的光芒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