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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初期局势动荡，先有朱棣靖难之变，后有朱高煦发动叛乱，此时期的仁人志士，大多因站错队被处以极刑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杨士奇步步为营，凭借超高的双商辅佐四代皇帝，与杨荣、杨溥一同被冠以“三杨”名号，没想到最后，竟被亲生儿子气死。

在朱高煦与朱高炽的博弈中，很多大臣受到暗算丢掉性命，杨士奇能从中脱颖而出，保全性命，便得益于他的情商。

杨士奇出身贫寒，父亲早逝后，便随母亲改嫁，继父对他礼戴却不亲近。自小寄人篱下的生活，让他学会了察言观色，他虽感念父亲，但却从不在继父面前表示出来，祭祀之日，他为不犯忌讳，用土捏出父亲牌位磕头祭拜。继父罗性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断定他定会有大出息，特许他跟生父姓。

朱棣登上皇位后，把他提拔进入内阁，随后又被委派辅佐太子。太子朱高炽与朱高煦争斗之时，朱棣经常询问朱高炽的近况，杨士奇知晓太子无能，不敢隐瞒，可他又不能公然贬低太子，只好在无意间夸耀太子的仁德“有过必知，知必改，存心爱人，决不负陛下托”。

他这样说，无功无过两方都不得罪，实为明智之举。他的情商不仅体现在小聪明上，还体现在大是大非上。朱高煦谋反被朱瞻基镇压后，有大臣提议连坐与朱高煦交好的赵王，朱瞻基念及血脉之情，举棋不定。杨士奇分析天下形式纷纭复杂，单赵王一人对朝廷也造不成威胁，便说“无罪者宜厚待之，疑则防之，使无虞而已”，朱瞻基本就不想杀赵王，便顺水推舟应允了杨士奇。

杨士奇在为官上十分谨慎，辅佐明宣宗时，皇帝委派他大学士、上书、少傅三个职位。杨士奇怕成为众矢之的，不愿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，婉言谢绝却被明宣宗驳回，杨士奇为防止触动皇帝利益，坚决不要尚书之位的俸禄，让皇帝欠自己的人情，这份心思，古今中外唯有杨士奇一人。

他仰仗自己的情商和谨慎的性格在夹缝中做人，每次都能化解危机。杨士奇先后经历建文帝、明成祖、明仁宗、明宣宗、明英宗五代皇帝，从进入翰林修撰《明太祖实录》开始，到明成祖朱棣即位后，四朝皇帝都对杨士奇礼遇有加，杨士奇虽功高至伟却无半分倨傲之心。

他为官期间，做事中规中矩，从不贪图小利，就连他的儿子也从未因他而平步青云。俗话说虎父无犬子，杨士奇一家却是个特例。

他的儿子杨稷，不仅不学无术，还经常欺压百姓，当地官员都因杨士奇的身份，对杨稷阿谀奉承，这更是助长了他的嚣张跋扈。而朝中一些大员，却相继弹劾杨稷。后来杨稷越来越无法无天，竟还闹出命案，让杨士奇的声望大为受损。

杨士奇听说自己儿子违法乱纪后，颇为震惊，假借年迈，辞官返乡。当时明英宗恐怕杨士奇身体有恙，于是下诏告慰。几月后，朝廷彻查杨稷，发现他与多起命案有关。

杨士奇听说后，气得一病不起，于正统九年(1444年)离世。

杨士奇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和百姓，他一生刚正廉洁留下一世美名。他的一生鲜少犯错却在教育儿子上失利，这也成了他人生中唯一的污点。

杨士奇之所以能够长期主政，与他的能力和作风有着重要关系，他常说：“天下万世之事，当以天下万世之心处置，如有一毫出于私意，不论厚薄，皆当获罪神明。”